湖南永州“6.1”枪杀法官案，是继杨佳博百优上海袭警案之后，中国大陆又一起轰动全世界的、个人针对公权机构寻仇报复的恶性暴力事件。和杨佳上海袭警案一样，立刻引发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狂欢，有网民甚至说这是“普天同庆”的大事；诸如此类。生命重于一切，这一人类社会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凡是指向公权机构的暴力行径总是会得到欢呼，与之相反，凡是指向博百优弱势群体（比如学校和幼儿园等）的暴力行径，则遭到一致的谴责。公权机构的博百优人员在民间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中，几乎是死不足惜。
可以想见，这是一种巨大的断裂，这是一条铁打的鸿沟。官和民，公权力和私权利，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的极端化表现。相伴于新疆、西藏等少数族裔的族群撕扯，这更是触目惊心的汉文化的内部撕扯，社会溃败已呈加速度，就如同一列失控的火车，谁都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它会脱轨。
北京一位青年学者2009年底做过一个预测指出：2010年的富人出逃现象将超过贪官出逃潮。时隔半年，预测准确实现：今年上半年约有百亿美元的富豪资金流向欧美、新澳，特别是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富豪们购置海外房产的理想之地。“中国早晚要出大乱子。”一位在上海从事纸张进口的辽宁籍中年商人说，“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云南那个出事儿的省长李嘉廷不早就说过嘛！我买了新西兰的两处房子，争取让儿子马上做成投资移民。见势不好，我也走人。”而据网络揭露，大陆高官中就有为子女在西方国家购置豪宅，为日后出逃备好去处。
最近，中国大陆“官二代”、“官三代”在竞购豪宅时无言举牌轰动了澳大利亚媒体，墨尔本《世纪报》、《悉尼先驱晨报》都大为错愕。据传，十九岁的买房女孩的父亲是国内电器开关行业的巨头，其母在临近北京的某计划单列市任法院院长，其外祖父则是一位现任的常务副省长，该女孩身份可谓集“富二代”与“官三代”于一体。她所购置的豪宅价值182万澳元，折合人民币1143万元。
因此在澳大利亚，当地资金短绌的年轻夫妇们很愤怒：一些比他们年纪还小的中国少年不惜重金买房，把当地房价抬高了一截子。经常到国外去但没有在国外置业的大陆出口商们，也有些悲凉之意：他们所看到的在国外疯狂买豪宅的人，并不都是媒体所说的中国“富二代”，大多数是“官二代”或“官三代”，甚至是官员的夫人或丈夫。
报载，辽宁省抚顺市国土局的一个分局长（科级官员）罗某贪敛上亿人民币，她为日后安全溜出国门，在新西兰进行委托投资250万纽币（折合人民币1600万元）。据悉，她所委托的投资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购置当地住房的，而购置住房的主要目的是以国内去新西兰留学的学生为出租对象，以期从中赚取不菲的租金。国内贪官子女假留学之名到国外之后，一般都是不惜租金先租住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自己再花大价钱买房。
据国际房地产行业的评估专家测算，中国顶官僚富豪在国际市场上的竞购房地产行为，导致了全球华人集中居住的城市房价平均上升12%左右：美国加州的中等城市房价因此涨幅7%，英国伦敦则为9%，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重点城市约为15%。美国加州一家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的华裔分析师这样说：“这个世界真有趣！共产党的腐败几乎与台湾问题一样，当你最不愿它国际化的时候，它却悄然成了国际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感受到了民众对中国贪腐背景资金进入该国房地产行业的巨大不满，不得不于2010年5月中旬出台限制性规定：12个月签证的外国留学生、外交官和外籍劳工，若在澳已经买房，离澳时必须将房子卖掉。但是，这个规定对以洗钱并置业为主的中国贪官没任何约束力，他们的后代几乎百分之百地取得了投资移民身份。
现在，外汇交易灰市“赚傻钱”，有贪腐背景的资金急于出国，根本不计较交易费用。比如在北京，有办法将巨额人民币现钞换成境外美元或英镑等国际硬通货存款的私人机构，可以获得交易额20%的佣金。比如在深圳，用人民币现钞换港币现钞的手续费高达15%，人民币持有者一次交易3百万港币现钞都算不上大数目。
除了外汇交易灰市“赚傻钱”外，目前还有一种不太为国人所了解的“金换房”灰市交易。其基本流程是：贪官的家人委托可靠关系到黄金手饰店扫货，集中起来后再分批委托民间私人熔化点铸成一公斤左右的金块，金块集中起来后托外贸业务（如出口贵重玻璃制品）的关系人，在集装箱中运到国外。到国外后，由于码头接手的商人仍是可靠关系人，黄金就被转给贪官的海外亲属，而后卖掉套现，套现后或买房或投资商业。“金换房”的交易费用是多大比例，无从获悉，因为整个流程极为保密，而且从事该行当的国内部分多有黑社会背景。估计这也是大陆许多地方不愿也不敢打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行当里有一句话，足以刻画该行当也是“赚傻钱”交易──“别往金子里掺铜就算守规矩”。
香港的房产也是大陆富豪的重点目标，因为港府规定“大陆人士购买六百五十万港元的房产，即可获得移民香港的机会”。目前，香港有60%的豪宅买主来自大陆。一位久在大陆从事地产投资、现转回香港从事陆商在港购房中介业务的女士向北京同行透露：陆商购房对香港房价上涨有20%以上的贡献率，而由陆入港的购房资金也大大提高了香港银行业的头寸。有专门调查人士分析指出：到香港购豪宅的群体里，贪官比例相对在英澳等国要小一大截，估计是怕被发现后容易捉拿之故。不过，其中的贪腐背景人士占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在北京极有势力的人家，即连中纪委都无法过问的那部分；要么，是县处以下低级别的小官，他们终一生仕宦能在香港弄两处住宅，等安全退休后完全离陆。
然而，尽管大陆官员如此奢侈豪华，却在中国被誉为“高危职业”。《人民论坛》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这十个 “位高权重”的岗位，被认为风险性最高的原因，人们主要是从“出事”的可能性看，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岗位，也就是“肥缺”。而油水多的地方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来也很难。比如国土局长这个职位被列为最高危，与近年愈来愈多房地产弊案有关；最近中国大陆高层有意压抑高房价，房地产跟官商之间的矛盾非常强烈，因此有人估计，相当的一部分人，会死在这个房地产商手上。因为双方要咬，我得不到好处，另外一个拿到好处吐不出来，就会互相咬死。
中国时政专栏作家蒋兆勇认为，在中国出现所谓的“官场高风险岗位”，是中国体制下的一种怪胎。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性。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而并非是岗位本身。有网民提出，这是制度的高危，与官位无关，独裁政治必然使官员成为劫匪！官员被列为高危职业，官场全面的腐败，显示出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
经济衰退、维权高涨、贪官污吏横行贪官逃跑，是中国大陆的三个癌症，三个死结。这三股力量正在发酵，都在同一个时间发酵，并加速膨胀。
大批贪官外逃，带走数额巨大的资产，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官员的子女不少在国外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也不是什么新闻。很多裸官也在子女及家人出国后，采取一切方式，为自己的逃离做后续准备。人们都知道中国是官员的天堂，但为什么官员们也有不少人逃离呢？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自噬兼咬人的。这个自噬兼咬人的制度，其脾气没有人摸得透，官员哪一天倒霉，是不可知的。即便有靠山，但靠山本身也并不永远可靠，说不定哪一天靠山也立即崩塌。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没有任何官员敢说如此大话：我永远安全，且不会被整肃。
官员普遍的贪污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人敢说自己清白无辜的话，只要官方要搞你的时候，随时可以双规你。双规作为对官员的整肃或者作为你的政敌打击你的武器，凡是被双规的人，恐怕都会有切肤之痛。这也是官员们在捞够后，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家人弄出国，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的原因。
与官员的转移资产和出逃相比，商人和精英之逃离中国，也不遑多让。这几年高考人数持续，固有适龄人口减少之因，但更多的是许多年轻人高中即选择出国留学，因而放弃参加高考。据有关方面调查，30年来，留学海外的106万人，回来的只有27．5万人，这一数据极大地揭示了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其吸引力依然不够的现实。其吸引力不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专制制度对于人权的践踏，对于民主自由的蔑视。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与民主，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没有自由与民主，纵有千万资产，也随时可能被手握重权的人剥夺，甚至被基层的官员勾结起来整治。也就是说，即便开着宝马、奔驰也只不过是一个富裕的奴隶，是个奴隶富豪而已。这就像戴着漂亮马鞍具的骏马一样，再多的装饰，看上去冠冕堂皇，其实只不过是个被奴役的工具而已。
移民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许多人正以各种方式逃离中国。这里面的安全因素是第一位的。中国经济现在虽然还在发展，但其畸形状态，有目共睹。一个制度让人看不到未来和希望，让人没有安全感。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是多么可怕的事。
永州法院枪击案和陕西汉中屠童案一样，都是社会加速溃败的风向标，最触目的标志就是：如果珍惜生命，事情尚有可为，但此两案有一共同点，即凶手都在行凶后自杀身亡。区别于杨佳袭警案的一点是：杨佳袭警后并未当场求死，含有深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意味在内；而此两案凶手当场自杀身亡，已不愿示人以 “自作自当”的肢体表白，其绝望深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
中国的现存秩序有三个离心力：一个离心力是官僚体系，对执政党最没有信心的恰是此一群体，从官僚们把子女和财产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外即可印证，不用赘述。第二个离心力是暴民群体，被压迫的命运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播撒进了他们的心田，响彻互联网的“杀杀杀”之声就是鲜明的注脚。第三个离心力是日益成熟壮大的公民维权群体。最早时期的访民如一盘散沙，如今的访民却凝聚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单个访民的命运变成访民群体的共同命运，访民们开始为他人的命运呐喊。他人的血泪即自己的血泪，他人的命运即自己的命运；关注他人即关注自己，为他人助力即是为自己助力。这股力量渐次成为一股新生的群体力量，闪耀在麻木不仁的国民性之上，活跃于维权的典型案例之中。
三个离心力中，只有第三种离心力才是健康的公民力量，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念和行动才是抑制前两种离心力、进而抑制社会加速溃败的健康的公民力量。再加上虽然艰难但是如野草生生不息的NGO，这种健康的公民力量是惟一可以依恃的力量。如果对这个国家尚抱有一丝希望的话，惟愿第三种离心力赶在社会总溃败之前加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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